力气最盛的时候，身高1.65米、体重105斤的刘志华能轻松翻移一块150斤的棉花压缩包，他种地，抬石头，背砂子，搬砖块，干的都是下力气的活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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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今，下蹲也成了一件费力的事，他的右腿没法回弯，只能左腿往下蹲，每一次上厕所，他都要比别人花费更长的时间。

　　“力气总有用完的时候。”尽管刘志华心里早有准备，但意外还是来得太早了些。

　　2015年，49岁的刘志华从工地里4米高的梯子上摔了下来，断了右腿。

　　这是一个普通的意外事件，没有危及生命。但对于一个用力气换钱生活的男人而言，足以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。

　　力竭之后

　　在妻子眼里，丈夫刘志华心眼实，不善言辞，甚至到了令人恼火的程度。即使他工伤致残之后，也不懂得争取些什么。

　　包工头载他去医院开了些止痛消炎药，将他送回了家里。妻子当众人面问道，“疼不疼？”他坐在床上笑呵呵，答“不疼”。

　　那个夜晚，妻子眼看刘志华搬着右腿挪来挪去，彻夜未眠。天亮后再去医院检查，是韧带断裂，需要手术。

　　术后包工头再来探病，刘志华还是拘谨地笑笑，“不太疼……”

　　他被认定为八级伤残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，用工单位需要赔付他11个月的工资。他应该拿到8万元。

　　工地方用尽说辞推诿责任，妻子找不到一个“能说会道”的人。她一个人来回跑建筑公司、律所、安监局、信访办等，从夏天到冬天，和人讲理、争吵，甚至破口大骂。直到摔伤6个月后，刘志华领到了4万元的赔偿金。这些钱勉强支付了他一年多的养伤日常开销。

　　刘志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，他的“简历”更新了：男，50岁，农民，右眼视力弱，右手食指残疾，右腿里嵌颗钉子，无特殊劳动技能，文化程度小学二年级。

　　曾经最大的就业优势——力气，如今也不复存在了。有人推荐他去做保安，他觉得无法胜任，不敢去应聘。保安要考察身体素质，还要做记车牌、调监控一类的事，他字没识全，电脑也不会操作，“弄不了”。

　　经人介绍，他去油田应聘了抄表工，被告知年龄超限。

　　回来后，他又打听到一家餐馆缺人，去应聘洗碗工。

　　老板娘抬头打量了他一眼，“多少岁了？”“50了。”

　　刘志华再次无功而返。又接着打听。

　　找工作的方式与过去无异，都是托亲戚朋友介绍，只是境遇大不相同了。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20岁时和同乡在山西修路，每月能拿到五六百元，他至今提起这份工资都有些自豪——当时本地同类的活儿月薪只有150元左右。那时他一身力气在身，只要有人介绍工作，和村里的青壮年组着队就去了，几乎没有遇到过折返的情况。

　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0年全国农民工28560万人，有51.1%在第三产业就业。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持续提高，但可供这个年龄段的男人选择的工作并不多。服务业更青睐同龄的女性，她们可以做保姆、保洁、服务员、导购员等，男性多数只能从事保安、司机等。薪资待遇也有差异。

　　“世道变了”，刘志华心里多少有些不平衡。他一直记着过去挣工分的年代，同样干一天活儿，男人还要比女人多算两个工分 。

　　在刘志华看来，出去挣钱不应该是女人要承担的事——除了他患上肝炎病倒的那一年。在他的描述里，是他“害”妻子替他去天津打了一年工。

　　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在刘志华身上自然地沿袭了下来，他至今仍按照老话用“外面老人”称呼故去的父亲，意思是在外挣钱的家长。自结婚后，刘志华就开始学着像父亲一样，成为一个为家里挣钱的男人。

　　他习惯了这件事，尽管现在难了许多。

　　直到一个做保洁的邻居告诉刘志华，医院里缺一个扫院子的人，几乎没有条件限制，但每月工资只有1500元。腿伤之前，刘志华在工地上的日薪是240元，接近这份工作的5倍。

　　他想了想，还是接了下来。

　　一份工作

　　“说的是1500元，拿到手只有1200元。”刘志华也不明白为什么。

　　为了贴补家用，他又开始兼职在住院部大楼运送垃圾，每月能多拿1500元。

　　过段时间，他又申请了加班，每天中午和下午多做一小时，每月能多给400元。另外，还加了一份修理的工作，“修拖把、钉钉子之类的，多给200元。”

　　于是刘志华每天工作10小时，每月为家里带回3300元。他在晚饭后呼呼睡去，又在清晨5点30分的闹钟声里醒来，活动一下肿胀的手脚，起身去上班。这份工作全年无休，即使除夕，他也会在早上7点准时拿起扫把。

　　干了这份工作后，他身上总是有味儿。每天运输住院部共12层楼的200多袋垃圾时，那种由饭菜、尿垫、药水和呕吐物混杂起来的酸腐气味，总是钻进他的口罩里、衣服里。妻子洗他的衣服时，也要闭着气，转过脑袋去。

　　除了气味，细细的针头也时不时从黑色的垃圾袋里探出来，扎向刘志华的手心。住院部的医疗废物处理并不总是合规，刘志华发现很多针管都是病人随意丢弃的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用双手扎实地将这一袋一袋垃圾从底部托起来，放上推车运走。和他合作的同事似乎知晓其中的风险，每次只拎着袋子上部。